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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國畢業論文格式 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的德育價值

版權:原創標記本站原創 星級:★★★★★5.0 主題:大理國和元朝戰爭范文 級別:標準畢業論文 范疇:研究生期末論文類別:經濟論文網論文范文編號:jjlw024751 期刊發表:cn刊號期刊 全文字數:5000字 投稿作者:jmlhdm 審稿編輯:專家學術家 閱讀次數:2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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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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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的研究,是當前白族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文將德育理論與白族民俗理論聯系起来,從這一全新角度對本專題作系統探究:一方面,分析在南詔大理國時期內,白族民俗系統對民族德育內容和手段的反饋與落實;另一方面,在分析的基礎上,得出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反映出的德育傳統,并以新時期社会主义和諧社會的構建為切入點,探析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對德育發展的當代啟示。

關鍵詞:南詔大理國;白族民俗;德育價值

白族民俗的研究可以說由來已久。建立在民俗學理論體系基礎之上的白族民俗研究,随着白族的最終識別和逐漸開放,引起了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在白族文化研究的范疇內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統、全面又不失創新點的白族民俗理論研究體系。這一體系的豐富性和“活潑性”為開拓更為新穎的研究領域提供了可能。然而,南詔大理國時期,属于德育范疇的思想政治教化有廣泛的形式和內容,而基本形成的白族共同體的民俗文化,卻在民族文化范疇內體現為另一種廣泛的存在,再加之德育價值的時代性特征,這種研究領域的橫向交織和縱向探究錯綜復雜,必須有效整合二者的內在聯系,否則會造成邏輯上的混亂。因此,首先,应该理清民俗與德育之間的關系;其次,依據二者聯系的內在邏輯,去探究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的歷史性德育因素和德育功能;最后,按德育的時代性特征,去分析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的當代價值。

一、民俗的德育價值

階級社會中,德育依附于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定階級的主流政治思想,并通过這些思想政治環境,與特定時代的民俗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现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一定階級思想政治環境下,民俗對德育內容要求的體現。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統治階層,總是運用自身的政治優勢,把有利于政治統治的政治觀念、思想道德規范和法紀制度等意識形態施加于被統治階層。當這些階級或集團的統治超出了民族的范圍,其德育在具體民族中的落實,則表現為一種由外而內、涉及廣泛的文化事項。一方面,體現為德育對民族民俗文化的外在要求;另一方面,體現為民俗通过不同領域的內容對德育過程和效果的體現。第二,民俗對德育發展的影響。在政治統治關系下,德育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的影響來調配人们的社會關系、思想品德和社會生產。而當民俗文化在社會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下,發生了方向和思想上的變革后,又會形成新的德育環境,民俗借此反作用于德育體系,推動整個社會德育的發展進程。這一作用在民俗的價值方面體現為對德育效果的反饋,和民族特殊心理對德育進程的長期啟示這兩種方式。然而,在德育與民俗的辯證統一關系中,民俗體系的價值側重體现在人生儀禮民俗、歲時節日民俗、信仰民俗和社會組織民俗之上。當然,對于物質生產、生活民俗和民間文學民俗的影響也存在,如南詔大理國時期的雕刻、建筑、繪畫等民俗,在德育價值方面也體現出一種陶冶教育的方法。只是這些影響相對于其他方面来说顯得微小而已。

二、唐宋以后白族民俗的發展趨勢對德育發展的影響

統觀從南詔到大理國的歷史時期,白族民俗在某些領域內的典型性變遷,體現著社會歷史發展的潮流和民族文化發展的方向,在德育力量的推動下完成著自身的改造,也推進著民族德育的歷史性價值的实现。這些典型性的變遷主要揭示出三種影響白族德育發展的因素。

第一,學習與教育。從學習和吸收先進文化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南詔時期更多地用壓迫、強制的方式獲取對統治有利的教育機會。如,為學習唐朝成熟的封建政治體制設置,俘虜西瀘縣令張回命為皇孰教師。而大理國統治者更多地用主動吸收、積極交流的方式,來提高本民族文明開化的水平。這集中體现在大理與宋朝的商業貿易上。一方面,大理從中原易得的貨物品種主要有:綿繒,經史、科學、醫藥等方面的典籍,以及“諸奇巧之物”,反映出白族對先進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渴求。另一方面,商業貿易的規模上,盡管宋朝統治階級由于積弱局面和“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的消極亡國觀念,對漢、白民族的貿易往來強加了種種無端的限制和防范,但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并不以統治階級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相反,南宋時期邕州橫山寨(廣西田東)的漢、白邊境貿易規模,遠遠超過了北宋的黎州(四川漢源)商場,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白族人民對先進事物學習和吸收的强烈渴望。從南詔到大理國時期,統治階級的學習態度,反映出了白族人民主動、積極接受先進文化的行為趨勢,這也積淀出了白族长期以来積極接受新事物、學習新觀念的學習傳統,以及在面對民族未來、地域發展和時代潮流時的積極態度和開創精神。因此,在元明清、近現代乃至整個歷史時期,白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均遠遠超過了同时期云南的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斷接近、甚至部分超越了漢族。

元明清時期,中華大一統的趨勢下,中原統治者便不斷地利用白族善于學習、注重教育的傳統,內在加強封建禮法習尚、綱常理論的滲透,外在大興科舉,通过學習、考試到仕途的成才途徑,將民族知識分子牢固限制在封建德育下的人生軌跡之中。從而,嚴格地控制了白族的主流思想道德意識,鞏固了邊疆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也間接地維護了中華民族各成員在交流、融合過程中形成的大民族情感和精神成果。明朝剛平定云南,朱元璋便下榜文:“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范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正德《云南志》中大理府《風俗篇》說:“郡中漢、僰人,少工商而多士類,悅其經史,隆重師友,開科之年,舉子恒勝他郡。”乾隆《趙州志》說:“白人,……性勤儉,力田,頗讀書,習禮教,通仕籍,與漢人無異。”云南布政使周正更題聯曰:“文風不讓中原盛,民俗還如太古醇。”這些都是白族善學習、好文教的民俗傳統對德育發展的巨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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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開放性,包容性,人本性。南詔時期,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理論,更多的通过佛教故事改編的蒙蔽性,建筑、藝術文化的浸染性和直接傳教的專制性來迫使白族人民接受。正是由于白族民族性格中的開放性、包容性品質,才導致了南詔后期和大理國時期全民信佛的局面:從平民到君主,從僧侶到知識分子,大理國佛教與儒學的結合,形成了白族民眾普遍信佛的思想傳統和道德風格,使社會主流的 道德體系易于建立和鞏固。如,亦儒亦佛的文化傳統下,大理時期白族人民“讀儒書而不知尊孔”的教育現象,孔廟多以宗教信仰形式存在,孔子也被认为是“漢佛”。這一現象從側面反映出了白族人民已普遍形成的佛學認知思維,一方面说明佛教傳統在白族的普遍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白族以佛教思維為平臺的對外來事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在這些民族特性的發揚下,形成了后期歷史時期白族生活文化領域深刻的佛學色彩。明嘉靖《四川總志》說:“僰人,重儒信佛。相見之禮,長跪不拜。”《炎檄紀聞》說滇東僰人“性淳而佞佛,常持數珠誦梵咒”。清乾隆《趙州志》說:“白人,有僰字,善夷語,信佛事巫,常持齋誦經。”嘉慶《楚雄縣志》說:“僰人,好浮屠法,喜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積重難遽返。”直至當代,白族民風秉性的向善圖報、性淳德厚、本分不爭等性格傳統,均根源于白族長期延留下来的尚佛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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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民族性格,也深刻、集中地體现在本主信仰的神系內容變遷之中。本主范圍的廣泛性、開放性,使得许多時代不一、善惡無定的人物先后被封為本主,如,明朝時期對唐朝將軍李宓建立的將軍廟和追封的本主地位,清朝時期對吳三桂等歷史爭議人物的稱封,以及解放戰爭的解放軍形象也列位本主。這些均是在宗教信仰領域內,白族思想道德德育時代價值的體現。

南詔大理國時期,随着白族信仰體系的逐步完善,其歲時節日民俗的娛樂性和文化性功能逐漸顯露了出來,直接影響著民間信仰民俗中祭祀、法禮等內容的開展,表現出人们對生活品質和自由風尚不斷追求的人道主義色彩。“火把節”從最初嚴肅張揚的生殖崇拜變為全民性的狂歡節;“三月街”由佛法交流盛會代代演化為物資交流、文化會展的平臺;“繞三靈”由父權崇拜不斷擴展為包含本主祭祀、生活慶賀、農忙休閑等多重主題;“蝴蝶會”、“石寶山歌會”、“茈碧湖海燈會”等直接繼承的涉及男女自由婚戀、交往的狂歡盛會,更是白族民俗人本性德育傳統的直接表達。

第三,愛國主義傳統南詔前期,由于局部統治矛盾而引發的政治勢力爭奪,南詔與唐王朝逐漸解除了長期的臣屬關系,歸附吐蕃,并聯合吐蕃勢力,前后粉碎了唐朝民族壓迫政策下的兩次“天寶戰爭”,致唐軍全軍覆沒,“只輪不返”。之后,南詔統治者在短暫“叛唐”后,考慮到中原民族強大的經濟文化力量,而樹立《南詔德化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和重修于好的誠意,終于日渐衰微的中唐時期实现了“蒼山會盟”,重修舊好。碑文載:“……懸象著明,莫大于明;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后嗣容歸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衭吾罪也。”到大理國時期,白族統治者更是多次向中原宋朝請求建立藩屬關系,而屢因消極亡國偏見遭到宋王朝的拒絕,只是勉強在邊境上保持著不得已的貿易關系。虽然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不受政治局限性的約束而廣泛扩大,但也終因政治上的封閉自居、孤立無援,而導致了唇齒相依的大理國與宋朝相繼滅亡。《滇云歷年傳》說:“段氏……向慕中國,志不少衰,而南宋君臣視之蔑如者,終鉴于唐季之禍也。……以天下大勢而論,……若使滇不慕宋,猶當招俫之。奈何持迂腐之漏見,而必阻其向化之心乎……是試絕于南,珙阻于北。則滇不得不并于元。而宋亦歸于無可復之(至),惟有終之于蹈悔而已,亦勢之必致也。”

從南詔“容歸”立碑到大理國的“向化之心”,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歸附“中國”的迫切之意在逐漸加強。這不僅表明了中原經濟文化對少数民族的強大吸引力,更表明了白族統一于中華民族大家庭和中華大一統的歷史趨勢,以及南詔大理國逐漸明晰的“華夷大一統”的歷史觀。漢族與少数民族長期地交往、合作、融合,共同經歷著中華歷史的分分合合、盛衰榮辱,逐漸建立起了共同的歷史情感和超于友邦的榮辱感與責任感。在政治統一的歷史趨勢下,各民族對中國這一國家實體形成了巨大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種強大的民族向心力,最終構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這一力量將民族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聯接在一起,興亡互責,榮辱與共。

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白族的愛國主義情感,體現為民族思想文化方面自我覺悟的德育傳統,是白族精神意識形態的民俗傳統,在思想德育、道德德育和政治德育方面的重要內容。這一歷史情感的德育功能,典型體現于南明在云南的抗清斗爭。明朝末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明王朝統治衰微,退守邊城。農民起義軍領袖孫可望、李定國,入云南平息叛亂、團結抗清。初入云南,為表明來意,孫可望言道:“特來云南討賊,將與公共扶明室,非有他意。”盡管明朝后期的統治嚴重腐敗,對云南的政治經濟壓迫甚于中原,但在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云南各民族仍然竭力支持退守云桂的南明政權,无论漢、夷軍民,紛紛應召,云南眾多官吏、土司、地方人士等,聯合農民軍組成了浩大的共同抗清隊伍。虽然,抗清斗爭最終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而導致失敗,但它表現出的強大的民族號召力和凝聚力,是中華民族歷史前进的巨大動力。正是在這一力量的推動下,在之后的歷史時期內,白族與漢族及其他諸多民族便聯合起来,反封建,求 ,爭和平,共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和人民 革命的歷史任务。這是白族民俗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對德育發展的深刻啟示。

三、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民俗的當代啟示

新時期, 的十六大報告明确提出了構建社会主义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务,這是經過了長期的社会主义建設、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之后,對中國特色社会主义事業新局面的科學構想,與延伸提出的和諧世界的觀念,共同構成了新時期集大成式的德育目標和德育任务。社会主义和諧社會的內容主要包括 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個方面,并根據不同內容提出了細致的建設要求。

南詔大理國白族民俗在德育價值方面的當代啟示,主要體现在學習教育、愛國主義和開放、包容、人本主義三大德育傳統之中,因此,白族民俗對社会主义和諧社會建設的啟示也是圍繞這三大傳統精神展開的。從整個民族的角度出發,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價值主要體现在對內、對外和自我三方面,這包含了整個民族物質、精神生活的全部。對比社会主义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作出如下探析。

首先,對內要求。對內要求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前提,只有國家內部問題解決了,才會有能力、有機會對外發展。根據和諧社會的精神,對內要求可以總結為和諧穩定、愛國團結和科學發展。從白族民俗的基本精神来看,以教育為平臺,以學習為動力,就可以科學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導思想的內涵與精神,在 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沿着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開創社会主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局面。教育為一切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提供了平臺,通过學習型社會的建立,可以有效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達到對內各項事業的科學發展。以中華民族偉大凝聚力為基礎的愛國主義傳統,能够保證白族內部乃至中國內部的社會穩定和團結局面。強大的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使人民以理解、包容的態度去處理內部矛盾,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民族問題、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問題,從而保證對內的和諧穩定和愛國團結。其次,對外發展。對外發展的实现是國家、民族前进的動力,只有在對內穩定基礎上实现了對外的發展,才能使國家和民族在對外交往、合作的基礎上,取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斷提高,從而以人類文明的責任感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覺悟。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和諧世界的精神指導下,可以將對外發展概括為和諧共存、開放包容、合作發展。白族從信仰民俗體系中繼承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傳統,有利于培養人们以開放、積極的態度面對國際交往與合作,尊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和諧共存,和諧發展,以人類責任感和使命感,去接受相異甚至對立的意識形態、物質成果,維護人類生存的平衡性、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人類生產的可持續性。學習與教育的德育傳統,也要求我们積極地面對對外交往、合作中的機遇和挑戰,學習不同文化的優秀成果,提高自身的發展能力和創新能力。最后,自我提高。自我提高的实现包括物質能力和精神品質的提高,是整個民族、國家和諧發展的基礎,正是諸多個體自我超越、自我進步的实现,才構成了普遍的民族、國家和諧發展局面。根據和諧社會的精神,可以將自我提高概括為誠信做事、樂善待人、健康發展。白族民俗信仰體系中傳承的人本主義傳統和向善圖報、性淳德厚的民族性格與秉性,使民族成員坚持佛學以誠待人待己、樂善好施等優秀精神;保持本主信仰中對道德榜樣、英雄偶像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激發由民族節日娛樂性和自然主義婚戀觀中體現出的,尊重人的價值與感受、追求生活真善美的積極樂觀的生命熱情,從而真正实现以人為本,不斷满足人民的物質精神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結語:一個民族,不同的文化事項和精神底蘊,其背后都埋藏著空間中物質存在、意識交流、制度關系的深刻淵源,以及時間上前赴后繼、承啟相依的或順應、或違抗、或光榮、或教訓的不懈歷程與績效。南詔大理國時期的白族民俗,是白族在這一空間關系和時間歷程中最為光輝的一環,在歷史淵源和發展演進之中,与其揭露出的德育因素,互為因果,辯證共存。

當后人再看到崇圣寺千尋塔玲瓏的造型,聽到洞經古樂委婉的曲調,感受蒼洱大觀中山水人文的坦然和諧,已经模糊了數千年前的分分合合、悲喜得失,但他们一定會有熙攘過后的心懷感激和莫名崇敬,感激歷史留給自己深沉依偎的厚重底蘊,崇敬祖先不可褻玩的歷史情懷。這也正是那时的白族民俗給歷史、給未來最雋永的德育價值與啟示。

參考資料:

[1]南詔大理國哲學探微之白族本主的指謂結構

[2]南詔大理國哲學探微之白族本主的指謂結構

[3]南詔大理國哲學探微之白族本主的指謂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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